1940年冬夜，延安城头刮着干冷的西北风，窑洞里一盏昏黄煤油灯映着一位年轻女战士的侧影。她用断了头的缝衣针细细缝补棉袄，身旁战友低声打趣：“老王手脚还是那样麻利。”当时她27岁，可因为一路风霜，大家已经习惯喊她“老王”。她就是王定国，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长寿的女红军。
1913年4月，四川营山县安化乡，贫苦农家里诞生的女孩在饥荒岁月里长到懂事。妹妹因饥饿夭折，母亲常年咳血，那份压在屋顶的穷困，让她早早明白什么叫做“命不由己”。
15岁那年，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，点燃了农协的火种。王定国听见夜里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口号，心里一热，第二天天没亮就跑去报名，一张借来的红纸写着她的名字，瘦小却有力。
1933年，她进入红四方面军女子独立营，身份多变：护士、宣传员、文书。弹片塞满药包，上山下水从不叫苦。战友半开玩笑说：“看不出，你比小伙子还横。”
1935年长征动身，雪山草地是噩梦也是考验。毛泽东没有骑马，她也跟着踏雪前进。水淹草甸时她把辫子剪掉绳成牵引索，拽出三名掉队的新兵。冻伤、饥饿、迷路，一个都没把她拉垮。
翻过夹金山那晚，她背起一名手部负伤的老同志，走走停停，月光下认出那人正是早年在苏区常写檄文的谢觉哉。两人没多话，只互递一口干粮，这份偶然埋下日后姻缘。
1936年秋，红军西路军撤离失败。王定国跟随文艺工作队在兰州被捕，被关进狱所整整十二个月。她用衣角藏起一截铅笔，记下牢友病逝的日期：“不能让名字消失。”一年后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成功营救，包括谢觉哉在内的人员把她带出铁门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黄河风雨晦暗。简陋平房里，谢觉哉递过一枚木质戒指：“我们把日子过在同一条战线上吧？”王定国耳根通红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没有礼服、没有鞭炮，几位同志作证，革命家庭就这样立下。
婚后，她白天抄写文件，夜里学习拼音。谢觉哉把旧报纸折成长条当字帖，耐心示范“一横、二竖”。三个月后，她能独立写《为子弟兵募棉衣倡议书》，工工整整，一笔不差。
1949年首都解放，王定国调入最高人民法院前身的人民司法部任职。不少同事私下说“谢老夫人办事肯定一路绿灯”，结果她在机关宿舍只申请最普通的斗室，炕席都自己买麻绳编。有人不解，她回答：“职务有大小，房子没有特权。”
1950年代至1960年代，七个孩子陆续降生，大的照顾小的，家里常年像个小型托儿所。长子当外交官，次子搞科研，三女儿学医，个个独当一面。邻居感叹：“真是革命之家，自带生发力。”
1971年6月15日，谢觉哉因病离世。治丧结束，组织照例保留公费司机与秘书。王定国写信：“不必特殊安排，我还能走能写。”随后搬到面积仅三十多平米的新居，把原车钥匙亲手交回车管科。
八十年代退居二线，她迷上书法国画，90岁那年还随空军运输机赴江西，为新兵讲长征故事。“在机舱里晃得厉害没？”有人好奇。她笑说：“风浪再大，比雪山容易多了。”
有人追问她的长寿秘诀，家人总结：心宽、能吃、敢睡。早餐牛奶两个鸡蛋是硬规矩，午饭热爱一碗川味杂酱面。最重要的，她常说：“别把今天的烦恼存到明天。”
2020年6月9日，王定国在北京安静谢世，享年107岁。灵前摆的不是什么高档供品，而是一束红色山茶花——当年过草地时她最想念的颜色。
跨越世纪的生命，把贫农少女、红军战士、革命母亲、司法干部几个身份紧紧缝在一起。历史书上的很多名字变成了照片，而她用107年的呼吸，把那一页页泛黄纸张重新吹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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