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8年7月7日凌晨,地拉那国际机场笼着薄雾。登机梯旁,一位中国技术员压低嗓子说了句:“总算要回家了。”这批专家原本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再待一年,如今却被紧急召回——北京刚刚决定,长期对阿援助到此为止。
停援并非仓促起意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中国百废待兴,却从1954年起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贷款和物资。最初数额不大,但友谊火热,两国领导人几乎把彼此视作“山海兄弟”。阿方人口两百来万,却先后拿到了数十万吨粮食、百亿元人民币贷款,还有一百四十多个成套项目。用耿飚的话说,那笔投入,换到国内,可再造一个中等城市的工业体系。
六十年代初,中国自己遭遇自然灾害,口粮紧张。即便如此,一条条满载小麦、大米的轮船仍驶向地拉那港。当地码头工人见惯不怪,吊臂直接把麻袋放在露天水泥地上,雨一来就返潮,中国驻阿专家心疼得直皱眉。提醒对方加盖篷布,对方耸肩:“坏了再要新的。”这句话后来被记录进耿飚的日记,成为他理解阿方心态的注脚——依赖心理已深植骨髓。

1966年前后,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华次数陡增,几乎逢来必谈“追加额度”。仅两份协议就追加外汇贷款十六亿多,新增项目四十九个。对比国内农村黑白电视机凤毛麟角的景象,阿方开口却是“每个农业社都要有电视台”。这种“你们有的,我们也要有”的口吻,在当时的北京外事口译员看来既刺耳又尴尬。
1971年,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,“两阿提案”功不可没,阿方自认为功劳不小,索取更急。巧合的是,同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,尼克松访华提上日程。霍查感觉受了冷落,写来洋洋一万言的信,指责北京“对兄弟不够坦诚”。此后,阿方话锋日渐尖刻,甚至在地拉那新馆暗埋窃听器,事情败露后拒不道歉。裂痕就此拉开。

经济账越来越难算。中国财政部门核对数据时发现,二十多年援助,回收利息和本金少得可怜,大部分欠款连首期都未归还。耿飚向国务院呈报时在边缘写了句批注:“他们就没考虑借的东西还是要还的。”这句大白话传到邓小平耳中,成了决策的催化剂。邓小平强调,援外可以,但必须量力而行、取信于民,“无底洞不能再填”。

7月7日的停援照会递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,对方沉默数日才回函,要求让阿方飞机先起飞,以免“人质”般的时间差。中国方面爽快同意,还安排民航包机协助。可在起飞那天,两国飞机依旧因调度误差错开时段,阿方媒体随即炒作“北京耍手腕”。外交部只是淡淡一句:“技术问题”。
回国航班上,几位专家再次交换眼神,没有抱怨,只是疲惫。多年间,他们在山雨雷电中赶工,为阿尔巴尼亚建起小型化肥厂、玻璃厂、电站,也见证了设备被弃置荒草间的尴尬。有人低声评价:“帮忙可以,替命不行。”这话在车厢里没引起争论,大家都明白,该章节已经翻篇。
停援后第一年,中国财政支出一下减轻八亿多元;同一年,阿尔巴尼亚国内生产总值下滑超过百分之十。失去外部输血,他们试图靠地下借贷维持,利率飙到匪夷所思的水平。1997年,连锁金融崩盘引发内乱,枪声遍及乡村,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不介入。那口由废弹壳铸成的和平钟,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铸成,钟面上方被刻了六个英文字母:PEACE。
回望援阿二十四年,单纯靠外部投入并未让“山鹰之国”腾飞。真正缺失的,其实是制度活力与产业自造血能力。不少研究者指出,援助应当与受援国自身改革同步,单向度的物资输送,迟早让双方都陷入尴尬。邓小平及时叫停,看似割舍情面,本质却是让中国财政从情感逻辑回归到理性逻辑,也为后来更务实的对外援助方式腾出了空间。

耿飚在晚年回顾此事时语气平淡,他说:“花出去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,一个子儿都不能糟践。”这句话分量很重,却没有夸饰。事实证明,当年地拉那机场的那趟返程航班,不仅运回了专家,也带回了一堂务实而冷静的外交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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