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4日，四川江油警方发布了一起警情通报，让当地一起校外未成年人霸凌事件得以曝光。
根据警方通报，事情发生在7月22日下午15时左右，14岁的初中女生赖某某被刘某某以及其召来的另外多名朋友侮辱、殴打，造成受害人身体多处受伤。
然而，网传现场视频却暴露出更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。受害者赖某某被15岁女生刘某伙同2名女性初中学生骗到了一处无人的工地建筑里。几人对其进行辱骂后，轮流对其扇耳光，并从后面猛踹。
而在殴打过程中，赖某也做出过反抗。赖某某母亲打来电话，但几名施暴者并没有停止殴打。赖某告诉几位打人者，说父亲知道后肯定会报警，让几个人放过自己。但刘某语不但不为所动，还嚣张地说“你以为我们怕你，我们几个都进去过，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”。
受害者赖某事后还被抢走手机，网传被打女孩的舅舅说，报警后警方对外甥女手机被抢一事置之不理，家属不满处理结果，但亲属却遭到单位领导和警方施加压力。
虽然此事已经出了警情通报，但这起校园霸凌的过程和处理结果都很难令人满意。施暴者因为也是未成年人，一如既往被轻轻放过，只是送去专门学校做心理矫正，但对这种多次进行霸凌毫无悔意，在施暴过程中叫嚣“我们进去后马上就能出来”的未成年人只是做心理矫正，无疑是对校园暴力的纵容，也是教育部的不作为。
近年来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，2021年至2023年，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，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。2024年4月22日，最高法公布2024年一季度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，一季度判处未成年人罪犯1.2万人，同比增长77.67%。
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，只因低年龄段的人都在上学，发生在校园内的霸凌往往被淡化处理。校园霸凌本质上是故意伤害，然而12岁以下的故意伤害者都不会被起诉，14-16岁被起诉的比例也很低。学校教师、基层警察被法律剥夺了惩戒权；加之普法到位，“未成年人保护法只保护犯罪的未成年人，不保护受害者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作恶者都知道趁着还小，可以恣意妄为。
一些相关案例也佐证了这一点，往往是情节严重，但年龄成了护身符，加害者最终全身而退。
例如，2024年9月29日，广东韶关一名6岁女童在课间打水喝时，一名男生直接将滚烫的开水顺着女童的头泼下，女童被诊断为二度烫伤。后来女童出院返校上课，家长在其书包夹层中发现了一封恐吓信：还敢在网上发你女儿追责视频，要你全家不好过。霸凌者未受任何处罚。当地教育局副局长更是表示“是临时起意的恶作剧，不是蓄意或恶意实施的情形”。
然而受害女孩返校之后，却在书包夹层内发现一封恐吓信，信件称“要你全家不好过”。
此外，2023年9月-2024年6月，山东济南章丘区某校园一名读6年级的女生，被同桌男生用锥子和圆规在身上扎了数百下。派出所认为不构成立案标准。受害者心中留下一辈子的阴影。作恶者照常升入中学，不受任何惩罚。
哪怕杀了人，也同样只是“小惩大诫”。2024年3月10日，河北邯郸肥乡区北高镇张庄村3名初中生霸凌同学，随后将王某某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掩埋在蔬菜大棚里。3名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极强，直到调出监控视频，其中的主犯才被指认。找到尸体后发现，受害者已经面目全非。2024年12月30日，邯郸中院宣判：主犯无期徒刑，从犯有期徒刑12年，另一人不受处罚。
在这些案例中，教育部大部分时候美美隐形，出现的时候还是为施暴者辩护。这种对施暴者的一方的不作为，除了助长他们的气焰之外，更严重的是导致守法的好孩子却要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地去上学。校园成了被霸凌的孩子最恐惧的地方，实际上是剥夺了好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。
类似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不胜枚举，每次都是“民意义愤填膺+法律保护作恶者+最终无可奈何+下一次重复循环”。法律的权威，就在这种循环中丧失。本次事件也是类似，要依靠家长自发聚集要求严惩来扩大社会关注度，但施暴者仍然未被严惩。
面对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只能抓了放、放了抓，小事拖大，进而拖爆，耗费执法资源、引发舆情却毫无用处，反而助长了未成年违法者及其家庭的气焰，强化了他们“法律奈我何”的观念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导致受害者、加害者、学校、执法机构、政府公信力“五方皆输”，而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教育部，却只是一味纵容和保护这些受害者，可说是助纣为虐。
诸多案例表明，低龄霸凌者不会在“感化教育”中变成守法者，他们中相当高的比例会继续违法、犯罪。反之，如果惩戒及时，他们本不至于继续犯罪，是法律的纵容害了他们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英国、美国的司法实践表明，合理立法可有效打击霸凌和犯罪。纵容未成年人违法的做法，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。
以美国为例，美国政府没有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统一规定，由各州自行设定，如俄克拉荷马州的最低年龄为7岁,内华达州、华盛顿特区规定为8岁,科罗拉多州规定为10岁。有二十多个州不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不问年龄，只问犯罪事实！这项程序自1990年代严格实施以来，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因重度暴力被捕的未成年人数下降了55％，被移交成年法院的案件也下降了50％。
相比之下，我国法律以数百万、千万受害者的忍气吞声甚至生命代价，对霸凌者一次次妥协退让，换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节节攀升，舆情民意的一次次汹涌。
从现行法律来看，《刑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”，这一条款缺乏基本逻辑。如果监护人称职的话，事态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违法甚至犯罪的地步。把已经违法的未成年人继续交给其监护人“加以管教”，等于错上加错，等于剥夺了这些人回归正常人格的机会，剥夺了他们的受教育权，等于鼓励他们继续违法犯罪，最终伤害更多无辜者，自己也身陷囹圄。《刑法》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，在严肃的语境下却规定了缺乏基本逻辑的条款，亟需修订。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“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实行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方针，坚持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”存在逻辑错误。将“教育”和“惩罚”对立起来，不符合客观事实。成年人违法犯罪尚且存在侥幸心理，被抓受罚之后才“幡然悔悟”，怎么能要求未成年人仅凭说教就改邪归正？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惩恶才能扬善，惩罚是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而不是对立关系。
我们的教育部和法律，为什么要让守法的孩子在学校里学校外如履薄冰、担惊受怕？教育部、人大为什么不站出来，带头起草修改法律，采取果断有效的手段，让作恶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付出代价，让守法学生放心、大胆地上学？在民众和被欺凌的未成年人“急难愁盼”的未成年暴力问题上修改法律，顺应民心，凝聚民意，刻不容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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