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1月的一个清晨，西安城墙脚下依旧寒风凛冽，马文瑞从北京飞抵古城，履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飞机降落那一刻，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得很轻：“隔了这么多年，总算又能在这片土地上喘口气了。”一句平实的话，道尽他与陕西剪不断的情感，也预示了日后几乎以生命作代价的操劳。
他没有先去省委大院，而是驱车直奔延安。司机一路颠簸，只听后座轻轻叹了声：“枣树还在么？”同行者未敢接口。延河两岸黄土高坡依旧粗粝，宝塔山上寒鸦乱叫；这些景象进入马文瑞眼中，情绪却与1941年那次运盐前动员会时一模一样，仿佛时针从未向前。
当年陇东分区被经济封锁，盐成了救命稻草。为了把盐运出高原，14岁入党的马文瑞带着党员干部修路、搭桥、躲封锁，硬是两个月运出九百多万斤。他常回忆那段岁月，最难忘的并非饥寒，而是华池县长李培福与群众一起挑担的身影。多年后他向青年干部讲课，脱口而出的仍是那句“盐也是武器”，台下听众暗暗吃惊：一位部长对一袋盐竟有如此执念。
1954年从西北调往北京，42岁的马文瑞对“劳动管理”是彻底的生手。李先念递给他任命文件时笑道：“干得好，要少活十年。”这话半真半戏，他却当了真。很快，同事们发现部长办公室夜里常亮灯，地毯边支着一张行军床。一年半内，他跑遍全国主要工业区，摸清工资差额、劳动保护、职工培训等底数。1956年新工资制度落地，许多厂矿工人第一次拿到印着自己姓名的工资条，脸上那股子踏实劲让马文瑞心里有数：方向对了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看见隐患。毛主席提出在更大范围试行供给制时，马文瑞反复琢磨后向陈云请示：“是不是先搞个试点？”一句问话避免了仓促推行。事后他自嘲：“我一个陕西农民娃，脑子笨，凡事慢半拍，倒也省了不少乱子。”
“当部长没自由。”这是他对家人常讲的另一句口头禅。北京住处不大，仍坚持全家旧衣循环改补。孩子们想翻翻父亲桌上文件，总被制止。有人好奇他为何对亲子教育如此严格，他只摆手：“规矩，就是对自己先狠一点。”
66岁再回陕西执政，面对的是落后农业与大拆城墙的呼声。多数人觉得破墙碍交通，他偏要留下。一次小范围讨论会上，有干部急了：“真拆不动，您签字就行！”马文瑞放下茶杯，声音并不高：“拆了，历史没了；留着，路可以绕。”短短十二字，辩无可辩。施工队撤走，后人为此庆幸不已。
农业方面，他把延安时期积累的“土办法”与改革精神结合：粮田让地休养，化肥指标单列，杂粮换现金鼓励多种经营。仅一年，全省粮食增产十几亿斤，畜牧副业齐头并进。有意思的是，1980年冬他走访米脂老家，看见村民家门口挂满玉米棒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同行记者后来写道：“那一刻，很难想象他是一省之长。”
时间跳到1993年3月，第七届政协最后一次主席会议结束，80岁的马文瑞正式离休。很多老同事以为他会搬回西安颐养天年，谁知没过几天，他已出现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小会议室。工作人员劝他注意身体，他摆摆手：“还能走动，就不算退。”此后十年，几乎每次延安精神座谈都有他的评语修改，字迹愈发颤抖，却从未中断。
2003年秋，北京空气含氧量对一位九旬老人并不友善，马文瑞呼吸愈加困难。医生建议加压氧舱，他固执地说：“别折腾，拿纸来。”深夜十一点，他执笔良久，只写下四个字——我想延安。护工眼见他的手在抖，忍不住低声提醒：“马老，歇一会儿吧。”他轻轻摇头，没有出声。
那短短四字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墨迹。两个月后，92岁的马文瑞在首都医院逝世。灵堂布置极简，遵其遗愿，挽联只提生前职务，不提功勋。陕北来的人不多，送来一小袋黄土，放在灵柩旁。黄土颜色极深，与他青年时期背盐路上的尘土几乎一样。
延安终究没能再去，但在西安保留下来的城墙，在榆林与安康连片的油绿麦田，在依旧沿用的劳动法规里，都写着一个农家子弟对家乡、对国家的恪守。若问他为何临终仍念叨“我想延安”，答案或许并不玄妙——那里有他认定的初心，简简单单四个字，一生都没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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