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9年1月的一个清晨,西安城墙脚下依旧寒风凛冽,马文瑞从北京飞抵古城,履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飞机降落那一刻,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得很轻:“隔了这么多年,总算又能在这片土地上喘口气了。”一句平实的话,道尽他与陕西剪不断的情感,也预示了日后几乎以生命作代价的操劳。

他没有先去省委大院,而是驱车直奔延安。司机一路颠簸,只听后座轻轻叹了声:“枣树还在么?”同行者未敢接口。延河两岸黄土高坡依旧粗粝,宝塔山上寒鸦乱叫;这些景象进入马文瑞眼中,情绪却与1941年那次运盐前动员会时一模一样,仿佛时针从未向前。
当年陇东分区被经济封锁,盐成了救命稻草。为了把盐运出高原,14岁入党的马文瑞带着党员干部修路、搭桥、躲封锁,硬是两个月运出九百多万斤。他常回忆那段岁月,最难忘的并非饥寒,而是华池县长李培福与群众一起挑担的身影。多年后他向青年干部讲课,脱口而出的仍是那句“盐也是武器”,台下听众暗暗吃惊:一位部长对一袋盐竟有如此执念。

1954年从西北调往北京,42岁的马文瑞对“劳动管理”是彻底的生手。李先念递给他任命文件时笑道:“干得好,要少活十年。”这话半真半戏,他却当了真。很快,同事们发现部长办公室夜里常亮灯,地毯边支着一张行军床。一年半内,他跑遍全国主要工业区,摸清工资差额、劳动保护、职工培训等底数。1956年新工资制度落地,许多厂矿工人第一次拿到印着自己姓名的工资条,脸上那股子踏实劲让马文瑞心里有数:方向对了。
与此同时,他也看见隐患。毛主席提出在更大范围试行供给制时,马文瑞反复琢磨后向陈云请示:“是不是先搞个试点?”一句问话避免了仓促推行。事后他自嘲:“我一个陕西农民娃,脑子笨,凡事慢半拍,倒也省了不少乱子。”

“当部长没自由。”这是他对家人常讲的另一句口头禅。北京住处不大,仍坚持全家旧衣循环改补。孩子们想翻翻父亲桌上文件,总被制止。有人好奇他为何对亲子教育如此严格,他只摆手:“规矩,就是对自己先狠一点。”
66岁再回陕西执政,面对的是落后农业与大拆城墙的呼声。多数人觉得破墙碍交通,他偏要留下。一次小范围讨论会上,有干部急了:“真拆不动,您签字就行!”马文瑞放下茶杯,声音并不高:“拆了,历史没了;留着,路可以绕。”短短十二字,辩无可辩。施工队撤走,后人为此庆幸不已。

农业方面,他把延安时期积累的“土办法”与改革精神结合:粮田让地休养,化肥指标单列,杂粮换现金鼓励多种经营。仅一年,全省粮食增产十几亿斤,畜牧副业齐头并进。有意思的是,1980年冬他走访米脂老家,看见村民家门口挂满玉米棒,笑得像个孩子。同行记者后来写道:“那一刻,很难想象他是一省之长。”
时间跳到1993年3月,第七届政协最后一次主席会议结束,80岁的马文瑞正式离休。很多老同事以为他会搬回西安颐养天年,谁知没过几天,他已出现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小会议室。工作人员劝他注意身体,他摆摆手:“还能走动,就不算退。”此后十年,几乎每次延安精神座谈都有他的评语修改,字迹愈发颤抖,却从未中断。
2003年秋,北京空气含氧量对一位九旬老人并不友善,马文瑞呼吸愈加困难。医生建议加压氧舱,他固执地说:“别折腾,拿纸来。”深夜十一点,他执笔良久,只写下四个字——我想延安。护工眼见他的手在抖,忍不住低声提醒:“马老,歇一会儿吧。”他轻轻摇头,没有出声。
那短短四字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墨迹。两个月后,92岁的马文瑞在首都医院逝世。灵堂布置极简,遵其遗愿,挽联只提生前职务,不提功勋。陕北来的人不多,送来一小袋黄土,放在灵柩旁。黄土颜色极深,与他青年时期背盐路上的尘土几乎一样。
延安终究没能再去,但在西安保留下来的城墙,在榆林与安康连片的油绿麦田,在依旧沿用的劳动法规里,都写着一个农家子弟对家乡、对国家的恪守。若问他为何临终仍念叨“我想延安”,答案或许并不玄妙——那里有他认定的初心,简简单单四个字,一生都没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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