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90年5月的北京站台上,耿跃华握着老军长的手,“首长,到了天津别客气,票我买!”一句带着方言味的吆喝,挤进嘈杂的候车大厅,却在丁盛耳边久久回荡。 这位曾经八年大军区司令员,此刻只按团级待遇领着津贴,行李简单得装不满一只旧皮箱。被卷进“两案”后,他从高位跌落,南京那套旧房里,窄到打开衣柜就要侧身。有人说他沉默寡言,其实是日子逼得无话可说。
日子拮据,但他不肯停下申诉。老秘书李维英在广州一次次摊开文件,“能不能翻案不知道,可申请不能断。”丁盛点头,不表态,却把这话默默塞进口袋——像五六十年代练就的匕首,小,锋利,随身带。 1989年,他到深圳暂住女儿家。南方的湿热让旧伤口隐隐作痛,可他宁肯在阳台上吹风,也不让孩子们装空调,“电费贵。”倔强到让人发愁。春节后,应广州军区杨梅生遗孀刘坚之邀,他又拖着帆布包去了广州。老部下们听说军长来了,悄悄凑钱,硬把他送进招待所的套间。
1990年初夏,他北上北京,住了不足二十平米的老干部招待所,墙皮斑驳。李维英、老秘书加上几位战友挤一间屋商议,决定把资料继续往中央递。烟灰堆得满桌,没人舍得空手离开——那是对当年冲锋号的最后一次回响。 十月,天津方面传来邀请。到了津城,战友们拎来夹克大衣、鸡蛋挂面;看到他穿着旧军裤,攥着来回的硬座票,几个老排长当晚就去排队改卧铺。天津的炉火噼啪作响,院子里堆满大白菜,丁盛却执意帮着抬菜,“闲不住。”

随后是武汉、济南、成都、重庆,一座座城市像接力棒。每到一地,老兵们先抢着定住宿,后排着队买车票。离开南宁时,耿跃华夫妇干脆把丁盛送到北海,又拍着接应人的肩膀:“我把老军长交给你!”这话,像当年在越沟壑、抢高地时的口令,简单却信。 北海短暂停留,更多惊喜在后头。135师宣传科长李百顺拖着伤腿,从海口赶来。夜里海风大,他一点没喘,“首长,海南热,您得住空调房。”第二天他真的全包:住招待所新楼,早饭椰子饭,中午海鲜粥,晚饭清补凉。丁盛推辞——还是那句“花钱多”——李百顺把手一挥,“您要是客气,我可生气。”
飞机是李百顺出的,海口直飞昆明。那年机票两人七百多,比丁盛俩月津贴还高,他心里嘀咕,可想想部下的脸色,只得上机。昆明的迎接阵仗更大。有人送水果,有人送毯子,热情得让人不知从哪说谢。丁盛在翠湖边住了五十多天,每三四天就有人敲门,“首长,去吃过桥米线。”多到他和老伴跟不上节奏,水果往往坏一半才想起。
昆明之后到成都。部下们怕“首长没人管”,提前打前站。住军区招待所,门口守卫早得知消息,敬礼标准又深。成都三十八天,他看了三场川剧,去了乐山、峨眉,两脚走得水泡又起。出发前夜,他轻声说:“山高路远,弟兄们辛苦。”语气平淡,却让旁人红了眼眶。

1994年春,他回到深圳,身体明显消瘦。有人问:四年奔波值吗?他说:“值,人在不顺时,才知道同行的珍贵。”至此,那张全国地图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圆圈——天津、南宁、北海、海口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——像当年的作战箭头,却不带炮火,带的是余生的体面。 有意思的是,这趟“流浪”间接撑起他的申诉。战友们一封又一封介绍信、证明材料,最后汇成厚厚一摞摆到有关部门桌上。虽未彻底翻案,但待遇悄悄变了,医药费有人报销,探亲路费也准予按照师职标准。
外人只看到“落魄老将”,不曾体会那铺天盖地的拥护。试想一下,若无当年浴血的情谊,谁会在物价飞涨的九十年代,自掏机票、酒店、餐费?老部下一句“我包”,不仅是请客,更是承诺——风雨再大,队伍还在。 丁盛后来说:“把我托起来的,不是职务,而是这些兵。”这话未被刻在石碑,却足以写进口口相传的军中旧事。有些荣耀属于纸面,有些荣耀深埋行囊,跟随老人穿越了跌宕岁月。

1995年冬,他终于停下脚步。南方小镇的雨落在窗棂上,他翻着泛黄的相册,每张合影里都是同一个表情——敬礼、微笑、站得笔直。外界喧嚣早远去,那些闪着汗光的面孔,却把他送到安稳的晚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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